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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 回忆也可是诠释:历史记忆与历史真相

发布时间:2019-08-13  来源:互联网    编辑:匿名  

事实上,对于供租住的和私有的历史保护建筑,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9月颁行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明确了保护建筑的责任人,即房屋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但是,实践证明这样的规定失之粗疏,并不利于将保护工作落实到位。对于私有产权房屋,政府对房屋所有人的硬约束很难落地。”刘刚表示。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优秀建筑进行保护,是政府和业主共同的责任。为避免悲剧再次发生,政府还宜正视业主需求,让业主保护建筑的责任和权利对等。

据警方协查通报及媒体报道,王力辉此前涉嫌在河南、河北、山西三省杀害5人。除一起似乎事出有因外,其余4起案件的作案动机均未披露。

葛兆光先生最近在讨论到沈曾植被学术史“遗忘”的现象时指出:由于思想史的判断对学术史描述的“干预”,像胡适、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这样声名素著之人,已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得到实事求是的评价了”。他敏锐地观察到,沈曾植的被遗忘,与能欣赏他学术价值的王国维与陈寅恪等人“不再被学术史看重”有直接关联。(《世间原未有斯人》,《读书》1995年9期,此文立意与文字俱妙)我想,葛君的“重新发现”沈曾植,或者也与近年王、陈等人又被学术史“看重”有些关系。其实,学术史之走向重视“评价”之路,恐怕也与学术史之外的影响有关。因为一涉及“评价”(即使是纯学术的“评价”),终不免有“盖棺论定”的意思;则从事“评价”之人,不论欲褒欲贬,多少会存有写“墓志铭”的心态,下笔时总会带点春秋笔法,以陈寅恪所说的“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方式出之。

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曾与徐志摩和他一起登临景山。本来游兴甚高,在俯视故宫后,“一瞬间,胡适的脸忽然阴沉起来,过了一刻,他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言下不胜沉痛。”(同样文字的记载两见于罗先生的《胡适琐记》和收在《胡适研究丛录》中的《关于胡适的点滴》)

《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目前,“半亩园”拥有166亩有机种植基地,主要种植大小番茄、板栗南瓜、彩椒、胡萝卜等有机蔬菜,每年平均可生产300吨到350吨。该基地产的有机蔬菜在达到有机认证里180项农残检测达标的情况下,上个月发往香港的样品通过了252项农残检测复检和重金属残留检测。

《胡适杂忆:唐德刚作品集之五》(唐德刚著,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这项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提出,这颗伴星“抽走”了恒星的巨大质量,基本“被掏空”的恒星快速爆炸,形成一颗死亡的中子星围绕着致密的伴星旋转。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观察到致密中子星双星系统的诞生。

石嘴山市平罗县太沙工业园里企业污染的问题曾在2016年被中央督察组要求整改,这次回头看期间,信访组又接到多起对太沙工业园污染的投诉。6月初,督察组一到工业园就直奔绿源恒活性炭有限公司的厂房。

“我这个网点有七十多个快递小哥,超半数的人是来这工作不到一年,还有很多人做一两个月就走了。”在广州某快递网点工作达八年的快递小哥廖先生告诉记者,网点要求工作一年以上的快递小哥才会买社保。“我在这工作的头三四年都没有社保,当我们知道其他快递公司有这福利才跟网点老板争取到的。”

但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又面临新的难题,在前述池州银监分局研究报告中,对此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对于列入负面清单的在建项目,87号文没有明确禁止时点,在建项目合规与否不好划断。”文中无不担忧地表示,“银行贸然停贷易导致工程停摆烂尾,前期投入变成沉没成本,引发贷款裂变。”

他们想过以经营副业赚钱——通过电商平台售卖农副产品。民勤县昼夜温差大、日照长、水分蒸发量大、工业污染少,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农副产品质量过硬的保证。他们为品牌起名“梭梭农庄”,策划案却因“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而搁置。

2017年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山西时,也曾要求解决太原散煤污染问题。3个月后,太原市发布史上最严“禁煤令”,要求实现市区内户户禁煤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废帝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以后相当一段时间的事,并且那事一直是秘密进行的。实际上,所有这一切与“大风暴”相关的思考都建立在(今天已知的)“九一八”事件的基础之上。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东北的局势,但胡适登景山时并不能预知“九一八”这一事件或这类事件是否会发生及怎样发生。历史当然不好假设,但如果没有“九一八”事件,“沉痛地悔恨”的心情将从何而至?尤其关键的是,如果没有“九一八”(指整个事件的前后进程),溥仪是否会去东北这个问题基本不存在,就是去了也问题不大,当然也就不存在胡适是否犯“错误”的问题。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巴多斯引渡条约》的决定。

此外,2016年天津超算中心同国防科技大学合作开展了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研制,预计2020年研制成功并建成投用。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是目前“天河一号”的200倍。

我们过去认知中的“胡适形象”,确有片面甚或偏见的成分。这样的既存认知也还在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故不少人在努力为胡适“正名”时均特地先做些表态式的批判以为铺垫;此风渐有成“定式”的趋势,以至不合此定式的胡适研究便略有异端的嫌疑。有可能罗先生对此失真的胡适形象不甚满意,很希望为胡适留一个从特定角度看来更“完美”的形象(即认同于“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动”)。其实,像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欲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真实。罗先生爱护老师的厚意,甚可感佩。但在此心态之下的老年回忆,恐未必句句准确。这里的回忆,或者部分已成为一种诠释。

在前些年召开的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先生注意到,占一半的人都说陈寅恪治学与辩证法或唯物主义暗合,“这就与马克思主义相通了,这可能高了,”但季先生却感到“说不出高在那里”。这些人当然也意在为陈先生“正名”,但陈在史学上的地位,是否应该这样来论定,季先生觉得还可再研究。陈寅恪与胡适,大致都属于近年被“重新发现”的一批人。罗先生对胡适登临景山的回忆,或者即与那些欲为陈先生“正名”者类。然而,立意批判也好,试图正名也好,胸中不免都已先有庄子所谓“成心”在,其论说(包括回忆)时无意中便会受此“成心”的影响;故其论说与证据的比例,或未必如胡适自己所期望的那样相等,恰可能不多就少。历史记忆的涂抹与修改,不论有意无意,有时可能反去真相更远,得无慎乎!

林智敏,女,汉族,1956年4月生,浙江永康人,197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8月参加工作,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学学士学位。

本文原载《开放时代》1997年5期,作者罗志田,注释从略。

《我的前半生》(爱新觉罗·溥仪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

2014年12月22日,中纪委通报,申维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申维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收受礼金;与他人通奸。

是技术漏洞,人员疏忽,还是有人居心叵测,刻意传播?

《变中前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掠影》(罗志田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罗先生在讲述此故事后接下去就此进行了简单分析,大致可知他作为转述者对此事的态度与观点。他认为:“溥仪在辛亥革命时就应该驱逐出宫,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正是代表民意的革命行动。”有这样的个人见解,罗先生得出胡适在事发当时“并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则因“意识到大风暴即将到来”,于是“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沉痛地悔恨自己的错误”这样的认知,是合乎逻辑的。但正如胡适告诉罗先生的:“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那看上去合乎逻辑的发展,就颇有些“形迹可疑”。

胡适自己也有晚年回忆失误的事例。他初到北大几年,或许因为用功太勤,患了肾病,西医无显效,却为中医陆仲安治愈。他在1921年曾有专文叙及此事,也曾有学医的朋友撰文讨论过。但五十年代有人再提此事并作宣扬时,老年胡适却基本否认,认为是别人“造谣”,且颇感“愤怒”。罗尔纲先生认为这是胡适“说假话”,并分析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如果中医竟然胜过西医,而社会发生不信西医的倾向,则对科学的发展有害,“所以才不得不这样说”。(《胡适琐记》)这个分析对胡适的心态把握颇深入,胡适的晚年回忆受此心态影响应可成立;但据此推理(而不是证据)直指胡适“不得不”有意“说假话”,殊欠温厚。这与胡适“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主张,略有距离。窃以为,老人记忆力稍差,在一定的心态下,回忆转成诠释,或难避免,但恐怕还是无意为之的可能性更大。

“实际上在三个人的检测小组中,只有主检测官出示了该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另外两个人是临时找来的,没有经过培训。‘血检官’是主检测官朋友的朋友,没有职业护士执业证;‘尿检官’是主检测官的高中同学,现场只提供了本人身份证。这两人没有经过兴奋剂检测的培训,没有反兴奋剂检查官资格证明,更没有相应的授权委托文件。”张起淮说。

梁华:在加拿大,华为与高校共享一部分专利,这其实是跟加拿大高校合作过程中共同探讨出来的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与高校合作有不同的模式,我们不会在全球采用一个模式,但我们一定是在共赢的基础上进行合作,这是与高校开展研究合作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会继续加大研发投资,贡献更多的价值。企业跟高校进行产业合作是一个通行的模式,华为自身在研发上也有比较大的投入,2018年研发投入是150亿美金。

这需要略回顾一下史实。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时,将清废帝宣统逐出故宫。此事确如罗先生所云,为一般舆论所支持。但因个人家庭经历对“孤儿寡母”的受气深有体会的胡适,认为这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曾大打抱不平,不仅公开撰文痛斥此举,并亲到溥仪的住处看他。胡适一向讲究特立独行,少时又曾身受辛亥革命党人讲义气的影响,故敢做此违背时流之事。这对于落难者来说,想必是温暖的。(溥仪后来的回忆,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将此事说得很近情理,不过他还是婉转说出了胡适那时与一般人的单纯慰问不一样,还多了一层“关心”,即为他打算今后的出路,要“皇上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参见《我的前半生》)

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竟然在事发之前就凭“大风暴即将到来”的预感——假如真有的话——作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然后就“认识”到并“沉痛地悔恨”自己的“错误”,这实在过于“形迹可疑”。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恐怕还更合乎胡适对溥仪的态度,也符合他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有可能胡适确实表述了他对宣统帝的失望,但我猜(仅仅是猜想而已)那失望恐怕更多是因为其并未能照他建议的那样“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反仍旧纠缠在政治旋涡之中。

同时,靠自我奋斗“暴得大名”的胡适,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甚强。他本好名,也知道“盛名之不易处”,因为名誉就是社会的期望,“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责备也愈严重。”他更认为“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ma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所以他最注意为公众维持一个持续的正面形象,做事历来主张首尾“一致”。正如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中所观察的,胡适“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简言之,胡适不是一个喜欢承认错误的人。

把业务培训和实战练兵结合起来,持续开展一把手省级调训、班子成员集中轮训、一般干部系统培训,增强纪法思维、辩证思维,努力提高执行政策水平、执纪执法水平、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但在那时,胡适的所作所为恐怕很不能算明智,尤其不能说“在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correct)。连他一些相当“温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和李宗侗等人都写信表示反对,因为宣统帝先参与过张勋复辟,可算是自己放弃了民国代清时定下的“优待条件”。但胡适更重要的考虑,则是中国在洋人那里的形象或“面子”问题。他表态说,“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他认为:“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致王正廷信)胡适也当面对溥仪重申,冯玉祥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中国在外国的形象,是胡适一生最关切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到三十年代并无任何改变。

这个故事已数次为人所引用,仅《文汇读书周报》就两次刊发讨论此事的文章,且引用讨论者与罗先生一样,都有意想要为勇于“改正错误”的胡适“正名”。换言之,他们都试图修订或重塑我们历史记忆中的“胡适形象”(既存的胡适形象也是由他本人及其他人“塑造”出来的,其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姑暂不论)。正如王汎森先生所说:“人们的历史记忆像一块黑板,可以不断地添写、修改、擦拭。”而集体历史记忆也确实需要不断地“再生”(reproduce),才能延续。这一不断“再生”的行为与过程,可以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往往不仅“受自然的限制,也可能受社会政治情境所左右。”(参阅《当代》第91期)

胡春华在全国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一般而言,罗先生是当事人,他的观察又仔细到胡适的脸色语气心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恰恰是在涉及语气的用词遣字方面,这个回忆似乎出现了时代误差。我们如果学胡适教给罗先生的考证方法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直呼宣统帝之名不太符合民国十几年时人的说话习惯,尤其不合胡适的表述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甚至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虽然也有较早的先例,似乎也非民初人常用的口头语言)。那段话应非胡适原话,最多是罗先生的转述,其实不必用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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